《邪不压正》:姜文的理想与现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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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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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”刘冠辰说。集美民俗专家陈新军说,两岸青年把大社村变得更美了,他们在“嘉庚精神”的发祥地彼此交流、观点碰撞,留下缤纷色彩,把侨乡变成了文化新地标。(记者刘欢王妍)(责编:多丽娜(实习生)、樊海旭)  据新华社利马6月6日电6月5日,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万钢率团访问秘鲁利马,出席了当地侨界主办的“面对当前台海新情况审时度势共谋互利双赢”研讨会并发表讲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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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《邪不压正》:姜文的理想与现实《邪不压正》作为“北洋三部曲”的终章,不仅从结构、情节,更从人物性格、叙事风格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。

影片一开场,就以凌厉而快捷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灭门惨案:李天然的师傅一家因为不肯卖地种鸦片,被徒弟朱潜龙和日本人根本一郎灭门;15年后,在纽约长大且已经成为医生、间谍和武术家的李天然,背负血海深仇回到北平。 在养父的帮助下,李天然一点点地融入北平的生活,一点点地接近昔日的大师兄、更是今日仇人的朱潜龙,伺机发动起这场蓄谋了多年的复仇。 在这条清晰的复仇主线的推动下,《邪不压正》具有了极大的叙事张力,在这种意义上,《邪不压正》超越了《让子弹飞》和《一步之遥》。

与此同时,随着主线刻画和铺陈的人物性格、情节设计,显得愈加复杂,愈加神秘,在这里,回忆与虚构相互映射,印象与想象合二为一。 在姜文的叙事里,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它的阴和阳,阴阳的交界便在屋檐。

《邪不压正》里面的屋檐就是人性的度量衡,在屋檐之下血脉贲张的激烈争斗过后,走到屋檐之上,这里是李天然和我们的安歇之处,这是现实的北京和梦中的北京。 承继“民国三部曲”《让子弹飞》和《一步之遥》的探索,姜文在《邪不压正》中继续对影像语言的空间感、时间感、时代感进行锻造,运用现实与超现实、革命与浪漫、荒诞与幽默的风格,姜文肆意挥洒、浪漫张扬他的智慧和想象。 与前两者相比,《邪不压正》既有他的思考的延续,更有他的表达的超越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家国一体的,这体现在姜文作品中,就是家仇到国恨,个人情绪到民族情结再到国家情感的推进。

姜文对于叙事的操控体现在他对影片的剪辑。

在对家仇国恨进行清晰的交代之后,镜头迅速用蒙太奇平行切入15年后的人物关系和北平的现实状况,将蓝青峰、朱潜龙以及李天然、亨得勒两组人物及其冲突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表现,毫不拖泥带水。

在这个叙事中,这样的干净、痛快自始至终,这是姜文对于时间的运用,在这种意义上,时间观恰是世界观。

《邪不压正》充满了多样多元的风格,这其中有黑色幽默、荒诞派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甚至是超现实主义,这些五花八门的叙事风格集中在他的作品中,非但不显得凌乱,反而具有了极其强烈的浪漫色彩和批判精神。 在《让子弹飞》中,真假黄四郎之间的对白是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段落。

在《一步之遥》中,充满了后现代式狂欢的结尾,营造了满满当当的喜剧效果。

在《邪不压正》中,大量的京味对白及讽刺桥段,造就了浓郁的黑色幽默和以解构为主的后现代风格。 《邪不压正》将不羁个性关进了叙事性的牢笼之中,力求叙事和类型营造的规范性。 这便是《邪不压正》取得的最大的创新和超越。 此外,在人物设计层面,虽然每个人物都力求性格多样、扑朔迷离,以增强悬疑感,但对人物的价值观设定都很简单,没有故作丰富的两面人或多面人的设计;这样的设计,使得叙事主线更加凸显,人物的冲突也尤为激烈,叙事张力也大为增强。 《邪不压正》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,主角李天然是他那个家族的唯一幸存者,正因为复仇的需要,姜文为他设置了不通寻常的超人力,比如李天然天生就有躲子弹的功夫,成年后他会使暗器,能飞腾奔走于屋顶之上,成为乱世丛林里最有耐心的狩猎者,这些都为影片中的动作类型营造提供了无限的空间。 尽管李天然也曾经在新文明的召唤下,努力地走出去寻找新的世界,尽管有过畏惧和退缩,可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梦中的家乡,各种异化与诱惑以一种侵略的姿态试图吞噬他,然而他最终不为所动,这是马尔克斯之外的又一曲“百年孤独”。 在《邪不压正》里,有两个主要的女性角色。 一个是京城第一裁缝关巧红,一个是风尘女子唐凤仪。 她们带着他的符号,也带着他的期待,颟顸中带着情欲,清新中不乏热烈。

在姜文眼里,女人像是一团摸不清的雾,无论男性如何成长,女性总能早他半步抵达,站在他的时间与空间之前,指引他的成长。

这两位女性,不仅让人联想起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和白玫瑰,一个热情奔放,一个委婉含蓄,颜色虽然不同,却是解读影片的关键人物,她们同她一样,背负着血海深仇,有了碰撞,更因这碰撞而散逸出漫天繁星。

影片的结尾值得一提。

1937年,“七七”事变爆发。 红玫瑰带着血性飘落,白玫瑰携着理想高飞。

(作者:李舫,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)(责编:木胜玉、朱红霞)。